写《繁花》的金宇澄，也爱刷短视频-9479威尼斯

电视剧《繁花》开播前，我们在东一美术馆见到了它的原著小说作者金宇澄，由他的200多幅画作组成的展览“繁花”正在这里展出。

表厂钳工、文学编辑、作家、画画的人……和金宇澄的聊天开始不久后，我们很快忘了这些身份，掉进他说的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我们刚落座时，阳光打在窗外的黄浦江上，晃得人分心。再注意到窗外时，太阳已经落山，而我们浸在金宇澄的故事里，觉得江面金光粼粼不过是几分钟前的事。

《文化先锋》第三期，我们记下了金宇澄讲的那些故事。

智族gq：为什么《繁花》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上海？

金宇澄：资料记载，1836年，有两艘英国船开去广州，那里几千年来都是乡绅阶级统治，大地主没发话，底下人不敢动，不让船靠岸，结果有人说，你们去上海试试看。船开去上海，当时还没开埠，老城厢里面就有很多人过来围观、搭讪：

你们来干嘛？船上装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来参观吗？要不要到我们老城厢来借房子住？特别地好奇，特别地友好，因为当时上海老城厢也没有几年历史，四乡八野的临时人员都在这里。

上海就像一个大森林，每个人在里面都可以找一块地方生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自由自在的市民文化。这就导致开埠以后，晚清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在回忆录都写，那个时候苏州的大家子弟，全跑到上海去，因为老头子们管不着。而这都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了。

人是最讨厌别人管的，我自个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么简单对吧？就像张爱玲说的，在乡下，我多买半斤腊肉，邻居都知道，但在城里，我当着窗户前面换衣服也没人看见。所以年轻人都游到这个城市来。

智族gq：但也有人不喜欢上海，认为市民文化的另一面是精明、市侩、甚至挟带着一些不近人情的冷漠。

金宇澄：那一定是会有，你比如沈从文当年最有钱的时候搬到上海来，上海多爱他啊，给他出了三十几本书。结果他去找裁缝做大褂，跟人家赊账，裁缝说，谁知道你是谁啊？你去把这个大褂拿去当铺当掉，把我的工钱结掉。

所以沈从文就很讨厌这种商业社会，很无情，不像北京有一种乡土温暖的气息，你赊账，掌柜就会给你记上，但同时它也会牵涉你的自由。

智族gq：最近关于上海的另一件热闹事，莫过于《繁花》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再次引起的各种讨论，而您一直以来对于这些讨论的回应都是“不响”，为什么？

金宇澄：开始写《繁花》也是在网上连载，那个时候风气不像现在这么会骂人。关于争议，我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从五四之后就开始搞批判现实主义，等于说在对社会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批判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生活怎么发生就怎么写，所谓自然主义的这个阶段。

我记得自然主义的代表左拉，有篇小说有趣，很简单，就说姐姐和妹妹是两种人，姐姐一辈子就希望找一个小公务员，生俩孩子，就这么过一辈子，妹妹呢，从一开始就觉得她要进入上流社会，每个月都月光，还问姐姐借钱打扮穿衣服。到了结尾，妹妹果然嫁给了一个老贵族，就像童话一样。但你换成批评现实主义就肯定是把妹妹批一顿。

讲到《繁花》上，就像我一个北方的作家朋友说，看了你这个《繁花》，你们上海人什么男男女女怎么这么黏糊，我们北方，男女关系，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批了上海半天，但是后面结尾一句话最好玩，最后说，我也想到上海来生活（笑）。

智族gq：往往就是这种矛盾之处才显得人可爱。

金宇澄：回到实际生活中，人都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都是暧昧模糊的。所以现在各种评价，好人坏人，色狼渣男或什么，我认为真正的小说，根本没办法几个词解释，根本是混在一块的东西，但在每个人物身上又很合理，它需要有这种尴尬。

所以《繁花》里面说，做人多少尴尬。

智族gq：怎么理解这种尴尬？

金宇澄：我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人活着的时候，一切都是立体的，可触摸，可感受，声光电，但一旦死掉，立马压扁了，没有了。

不要说我们个人，整个时代也是一样，你还在分什么八零后、九零后、几零后，五百年在历史书上面就一页纸啊。

所以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充分地了解，尝遍各种味道，到一定年龄回看过去，有时候想自己怎么这么可笑。但是偏偏不断有一些说漂亮话的小朋友出来，支撑了一种吵闹的风气，因为他们最愿意说话。真正懂的人都不吭气的，就是不响了。不是没想法，他都知道，只是闷声不响而已。

智族gq：但据我们观察似乎表达欲这件事在年轻人中正在形成一种两极化的趋势，一些人声音越喊越大，另一些人就越来越倾向于沉默。

金宇澄：我一直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中国历朝历代知道事情最多的这么一代人，现在只要有一个手机，人生被细化的程度是过去不能比的，但同时压力也特别地细化。

智族gq：在您看来，知道的多，是一件好事吗？

金宇澄：我不说别人，我就说说自己。

我现在上网看抖音，有时候也看得停不下来。我们过去一代人，哪怕再知书达理，都不会知道那么多细节，无论是从制造业、养殖业，包括种花、堆麦秸垛、马蹄铁是怎么换蹄，包罗万象，太丰富了，你就是大百科全书都不如，都比不上现场给你看。

我最佩服的一个中年人，他在山里用当地的原料做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品。比如过去女人化妆用的一种香油，他把猪油熬出来浇在一个方盒子里，凝固后一颗一颗茉莉花摆满在上面，等花都枯萎了，再来一批新的，直到最后这块油已经满含了茉莉花的香味，最后再加入别的东西做成一小块香膏。各种各样这样的名堂，过去《天工开物》里面也没有，对于我这个民工出身的人来说，真的是获益匪浅。

智族gq：难以想象金先生抱着手机刷短视频停不下来的画面。

金宇澄：所以我说，传统“读书”的时代，实际上已经过去了。

智族gq：但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新的介质如何涌现，书都还是很重要的吧？

金宇澄：文字、图像或者声音，都是创作，重要的是创作，我对创作的理解就是保存，就是要把我眼前这几平方米的所有东西，详详细细地把它保存下来。比如你说，没有那些通俗的明清世情小说，我们怎么知道当时老百姓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写《繁花》也就是写我面前这几平方米，上海就是一个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我根本不了解它，我只能看清我面前有一些什么植物，如果远方有一个黑影经过，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大象或是一头巨兽。

所以我经常鼓励别人去写作，每个人保存自己的那一小块，就像我鼓励陈冲去给《上海文学》写专栏，她和她哥哥在80年代前后是非常文艺的一对兄妹，这么一个上海的生活场景在小说里还没表现过，给我一种填补空白的感觉。

起初是有一回我跟她说，你老家的房子现在被人租出去做私房菜，弄得挺时髦，她说哎呀我们家门口一块空地现在盖了楼，不能看了，但是又念念不忘讲了很多她过去小时候的事情，我说你可以写出来，在我们《上海文学》发嘛，后来她把家里的人，外婆、祖父、哥哥一点一点写起来，写了三篇以后，就不用催了，现在都要出单行本了。

智族gq：这也是您在《繁花》之后就开始转向非虚构创作的一个原因吗？因为真实历史里随意抖落出来的细节，都可以像扇到人脸上的耳光那样痛。

金宇澄：我记得陈冲专栏写到她外婆，她外婆在抗战阶段千辛万苦接孩子（陈冲母亲）从上海回四川，有个细节特别难忘，在过日本人关卡的时候，外婆在旅行包里放一个皮球，如果有检查，她就把旅行袋打开，一个皮球滚出来，小孩就去追那个皮球转移视线。陈冲就问说，外婆如果还是不让你过怎么办呢？她外婆就说，我随便。

这个话就特别震撼人，让我想起美国一个伊朗裔的女作家写过一个长篇，叫《信仰大道上的月光》，也是写一个女人千辛万苦从伊朗跑到美国，第二天全家赶来看她，发现这个女人已经变成一个大胖子，把整个房子给堵住了，人根本出不来了。实际意思是她一路太辛苦，故事太多了以至于膨胀了。

智族gq：那么在您看来，对于这一代年轻人而言，尤其是对于还有创作欲和表达欲的年轻人而言，这个年代还可以靠写作留住什么呢？

金宇澄：十多年前，我在《南方周末》看到一篇文章，报道福建有个小村子，从清朝开始祖祖辈辈就都是往外走的，到世界各地去，没有一个年轻人待在镇子上。外地的小姑娘、小伙子都到这个小渔村来伺侯老人、开店，打牌都是用外币的。

哎呦，我一看这个我就心里想说，我如果是个小青年，就到那个小渔村去生活，学当地的方言，一个一个故事记下来，我可以出砖头这么厚一本书。开会的时候，我就跟那些年轻作者讲，你们干嘛不写这个呢？这个是财富。

结果过了两年，接到一个电话，说金老师，我是谁谁谁，我已经到了这个小渔村了，你不是有一回讲这个事情吗？我记下来了。我真的是蛮激动的那种感觉，我想我居然影响了一个人。

但真的挖到一个矿，也许也不是想象中那样好。这个作者已经有孩子了，她带着孩子跑到这个小渔村，引起了当地所有人的警惕，碰到了铁板，非虚构最后就成了虚构。

但写作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我们都留下一些东西，到底能不能保存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表示我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过，就是这样，来过一趟，就这意思。

转载：智族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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